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将会逐渐下移，是否意味着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就要完全退出和无所作为了呢？显然不是。刚才毅夫在主旨讲演中提出他主张在未来一段时间中，要继续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并把这一点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表示同意和支持。[厦门瑞丰注册香港公司]尽管在过去数年中有许多政府的不当投资和浪费性的投资，且给各级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负债包袱，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考虑到各级政府实际上掌握着近20万亿的财政收入（“第一财政”、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部一些城市——继续投改进民生的地铁和一些公共设施项目，还是应该支持的。在财政体制上，我同意贾康等学者的看法，应该允许地方政府靠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建设。允许地方发债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推进地方政府阳光财政、阳光融资，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政府的市场化融资，而不是现在这样靠银行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来暗箱操作。通过银行贷款和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基建投资融资，这已经给中国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实际上已经成了许多官员腐败寻租的重要渠道和温床。各级政府通过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也会减轻银行的负担，把风险留给市场，留给投资者自己。这也将从整体上和长时期降低银行的风险。
尽管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尤其基础设施投资率是必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在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行的趋势中，与其说要靠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保增长”，毋宁要努力寻找当中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时期和即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一些新的增长点。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中，提出除了继续依靠政府基建投资外，主张还要靠政府指导和引导下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求得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实际上，中国政府尤其是发改委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了。虽然看来有些成绩和成效，但现在所造成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中，像太阳能和多晶硅行业的大量企业——如无锡的尚德和江西的赛维——这几年在盲目发展中导致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企业面临清算倒闭的窘境，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那么，除了基建项目投资外，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主要在哪里？我觉得一个被过去常讲，人人讲，但却在现实中被实际上忽视了的因素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可能不能再指靠再启动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是要靠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这一点说来已经好像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了，因而好像也构不成新的增长点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理解这么一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并不只是为制造业和实体部门服务和融资的部门，而是金融服务部门本身也创造GDP。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且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就此而论，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事实或者说内在构成部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GDP现价的一半。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譬如，按照国际钢协2012年年初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6.955亿吨（按中国工信部2012年3 月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钢产量为7.3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5.27亿吨的45.5%。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1 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20.8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9.56亿吨油当量，远远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5.56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已经提升到大约50%。中国汽车产量在2011年达到1840万辆，比美国1370万辆高出了 470万辆。2011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6800万吨，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2010 年，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的GDP却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国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落后，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尽管中国的实体部门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按比例）。比如，2011年，中国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整个GDP总量的份额，远远低于美国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后者平均已占70%以上。2011年，在美国15.9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76%，而同年在中国大约7.5万亿美元GDP总量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份额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比，还不到7%（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22%-25%，新加坡为26%）。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服务业，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务业，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
另据CEIC DATA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27.03%，金融服务业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制造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20.7%。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理解了现代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主要靠服务业的扩张来实现的，也就能大致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实体部门高速增长所推动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末期经济增速速率下滑这一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期合宜的国家发展战略了。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中，以及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要想维持一个稳定的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光靠政府的基建投资，显然不够，且十分危险。完全指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目前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看来，这一点还构不成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推动发动机。现在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要保持中国经济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看来还是要随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径，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了。反过来看，只有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业繁荣发展了，才能有望为实体部门尤其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服务，才能更好的为投资和融资服务。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股市的繁荣，也会反过来通过增加人们的财富，并通过财富效应来提升人们对未来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如何发展服务业？在这方面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已经有大量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个看似虚无但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环境，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期望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长足的发展。道理说来简单，如果现代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建立，如果司法部门一直是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如果政府官员运用手掌握的中权力和掌控的巨大资源进行个人和家族的腐败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法制形同虚设，从而导致全社会感到社会收入和财富占有上越来越越不公平，社会紧张程度越来越大，如果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且感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纷纷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未来中国又怎么会有繁荣的金融服务行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吃“市场化的红利”和如蔡昉教授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靠吃“人口红利”而得来的话，在这两个红利都被快“被吃尽”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要主要靠“吃制度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设的红利”了。
两周前，我在广州“岭南大讲坛”讲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势的报告后，一个蛮专业的听众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韦森教授，既然中国整体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在下降，你又怎么能期望中国能有一个股市繁荣？”这是一个很好、很深刻且很尖锐的问题，但背后的逻辑却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可以反过来问两个问题，大家也就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了：
（1）在过去三、四年中国经济仍然有超过9％GDP年增速中，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表现却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一？甚至比希腊和西班牙还差？
（2）为什么过去三四年中美国的综合年GDP增速不超过2％，但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不断创历史新高？
一旦深究这两个问题，[福州瑞丰注册香港公司]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一再萎缩，中国金融服务业之所以不怎么发展，关键还是制度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国金融服务也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中国的股市也不可能有真正长期稳定的繁荣。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红利”这一点了�？赡苷且蛭庖坏�，全中国人民乃是全世界都在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有诸多期待，大家都在期盼着十八大选出新一代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真正有所作为，能够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稳妥渐进地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