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国金融风险集中体现的一年，管理层对此已经有所预见和准备。
2013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注册新加坡公司费用]首次将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中心之一。
金融市场化的步伐在新年伊始也有加快的迹象，允许金融机构破产、重点银行设立“生前遗嘱”、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等。这些措施短期应对与长期建设相结合，显示了注入风险和去杠杆的政策意图，预示着政府将不再成为金融市场风险的兜底者。
在此背景下，中诚信托事件成为我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关涉到，在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淘汰落后产能、盘活货币存量等问题上，新一届政府是否能真正兑现壮士断腕的改革宣言。
事实上，违约是必然的，不管是隐性的（如政府授意下通过补足抵押或政府支持的第三方接管），还是显性的（打破刚性兑付，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政府机构、信托公司、托管银行和投资者间如何分担损失）。
信托违约不是今天才有的。
据统计，2012年以来被报道出现违约风险的信托产品共有20款，多集中在房地产和资源领域。过去，违约之所以能够摆平，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房地产回暖，大规模流动性注入，另外就是政策监管不足，可以让信托公司以延期兑付、滚动和“拆东墙补西墙”等多种腾挪术解决。
2011年监管层加强房地产融资监管后，投资资金前赴后继地涌向了资源类信托，为这种腾挪术的施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褂幸桓霾坏貌恢厥拥脑�，就是地方政府暗中施助，如通过第三方接管、新上产能创造订单等方式隐形补贴。
在政策漏洞大、货币流量大、地方政府投资需求饥渴症难解的情况下，总可以找到让外界看不出任何风险的、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
但现在这一模式难以延续。房地产进入消化存量的时代，美国经济再平衡进程开启，全球资源价格进入下跌周期，全球流动性趋势和方向出现大调整，流动性廉价泛滥的时代结束了。
更关键的是，旨在提高金融效率的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尽管有着实现服务实体经济、重塑中国经济的良好夙愿，却演变成了套用政府信用、逃避政策监管的“钱炒钱”行为，资金都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落后产能和房地产。
近年来，每一轮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2010年以来在整顿同业、理财、信托等方面，国家及监管部门发布了10多个文件），仅仅在短期内吓住了胆小者，换来的是改头换面后的新模式和发现逃避模式后的报复性反弹。证券、保险、城商行、农商行、信用社、私募股权、小额贷款等，全部加入了炒钱行列。
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通道（信用担保），反正过一手就能赚到2-3个点的利润。链条上金融机构大多是国家的，不管是发行方，还是通道方，都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标志，投资者一呼百应，信托的本意、通道的本意、委托人（投资者）责任全部抛开了。
中诚信托事件在这个方面体现的再全面不过。
首先，工商银行和中诚信托到底谁是发起方，谁是通道方，也就是谁付主要风险责任的问题，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到现在来看都不清楚，这也是目前双方“踢皮球”的主要原因。
但确信的一点是，工商银行向高净值客户宣传该信托产品时，大谈项目前景如何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项目本身风险，不仅信托销售要求的信息披露严重缺失，而且无法隔离自营业务与理财业务。
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该行在全行业排名第一的非标业务中有多少属于此类情形，也为最终脱不离自身责任埋下祸根。
其次，中诚信托完全脱离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本业，不仅信托担保物（采矿权、探矿权）没有落实，就连融资方实际负债情况都不清楚，尽职调查流于形式。再次，信托产品投资者“买者自负”的信托基本原则在我国从来就未曾有过，中诚信托事件中也不例外。
最后，地方政府事前以隐性担保拉郎配，撮合信托投融资行为，目的是为了上项目和经济增长，而信托事件一爆发，则忙着补上采矿权、探矿权的批文，帮助企业补足抵押品、担保物，清理产能过剩的原则也顾不了。
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债务属于同一类型，这个产品出了问题一定将引爆其他债务风险。
说白了，各方都在试图维系政府担保、货币宽松下的钱炒钱的“旁氏行为”，一则通过注资和自身资金腾挪可以解决问题，二则即使自己解决不了，政府也不会不管。非标资产这么大，政府不会因为一个产品违约而引爆区域性风险。
全社会高风险运作的黑幕已经到了金融机构参与和不顾后果的地步，继续之前政府最终买单模式不仅恶化道德风险，而且没有人会认为政府会下决心整顿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
在厘定各方责任的前提下，[注册新加坡公司条件]承受典型信托产品违约不仅在于重塑金融纪律，更在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倒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否则中国经济必然再走货币开闸拉动低效投资之路，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或将前功尽弃。 
